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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经济的大背景

　　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紧密相关。在讨论中国宏观经济之前有必要简要环顾一下世界经济的大背景。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在2009年陷入了大衰退。世界经济增长从2010年开始复苏，但复苏的势头在2011年和2012年不断下滑。根据我们的估计，世界经济总产出在2012年增长2.3%，预计2013年也只有2.5%的增长，显然低于世界经济应有的潜力增长。

　　美国，欧洲，和日本这些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仍然没有完全恢复。

　　欧元区已经陷入金融危机之后的第二次衰退。希腊等国的主权债务危机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西班牙等国仍然在危机边缘徘徊。法国也有陷入衰退的可能，德国经济增长在下滑。

　　美国经济虽然没有再次陷入衰退，但其增长在2012年不断下滑。失业率仍然高企，广义失业率更高。危机中失去的8百万工作岗位，只恢复了一半。

　　日本在2012年的增长主要是去年地震之后重建的推动，不可持续。

　　新兴经济体在遭受到全球大衰退的打击之后恢复很快，但其增长速度在2011-2012年明显下滑。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些新兴经济增长的减速，不仅仅是外部需求不足造成的，也暴露出他们自身的经济结构问题。

　　展望2013年，世界经济前景取决于三大不确定因素：

　　首先，欧洲能否有效地阻止债务危机的恶化。关键是能否保证西班牙不陷入债务危机

　　第二，美国能否避免“财政悬崖”：除非国会在2012年年底采取措施，否则，美国将面临政府支出和税收政策的大幅度变化。

　　在税收政策方面，布什的减税政策价值为2800亿美元，工资减税价值1250亿美元，紧急失业补偿价值400亿美元，这些政策将在2012年年底失效。

　　在支出方面，如果国会无法达成协议，自动削减预算法将被激活，从2013年开始，每年强制削减约1000亿美元。

　　美国总统选举已经结束，但其政治格局与大选之前没有大的变化，两党在国会的分歧仍然严重。国会只有几个星期的时间采取行动阻止财政悬崖发生。

　　在最坏的情况下，如果国会达不成任何协议，财政悬崖将导致2013年的社会总需求减少约6000亿美元，足以使美国经济陷入衰退。

　　第三大不确定因素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能否避免“硬着陆”。事实上，巴西已经是硬着陆，从2010年高于7%的增长，回落到目前2%左右。中国和印度增长下滑也很显著。对中国来讲，硬着陆定义为增长下滑到5%。

　　中国宏观经济趋势

　　中国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由于采取了庞大政策刺激， 没有陷入衰退 （全球60 多个国家在2009年陷入衰退）， 2009仍然增长9% 以上， 2010 年增长10%以上， 但从2011年之后，增长开始回落。2012年前三季度平均增长7.7%,第三季度只有7.4%。

　　其它宏观指标，如工业产值增长，投资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都比去年明显回落。

　　一些微观经济指标比宏观指标更糟糕。例如，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在2011年增长28%，而在2012年至目前为止，下降了2.2%。企业亏损面上升，负债率上升。

　　中国经济在2012年的减速，既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原因，既有周期性因素，也有结构性因素。

　　从外部来讲，中国出口到发达国家的比重占总出口60%左右。欧美经济疲软严重影响中国出口。

　　从内部来讲，刺激政策的退出，政府对房地产的一系列控制措施，都影响到投资增长。

　　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从2011年年初35%的增长率，一路下滑，降到目前只有15%增长率。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从2011年的25%，下降到目前20%。

　　当然，目前中国经济增长下滑也有结构因素。中国经济面临的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等问题开始约束增长。例如，人口红利的减弱，垄断企业对中下企业利润的挤压，社会公平和收入差距对人们积极性造成的负面影响，环境和资源越来越明显的制约。

　　积极的反周期性宏观经济政策

　　中国应该采取反周期性宏观经济政策与改革并举来稳定经济增长。

　　考虑到2009年刺激政策带来的一些副作用，如腐败问题，基础设施质量问题，通货膨胀，产能过剩，中国政府目前没有出台大规模刺激政策。地方政府比较积极，出台了不少投资意向项目，但中央政府比较谨慎。

　　中国经济对政府依赖性很强。这种依赖性只能逐步减少，不能急转弯。如有必要，政府应该采取更为积极的反周期财政政策。中国基础设施仍然需要大量的投资，如，铁路。基础设施投资因为其投资规模大，周期长，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社会效益大于经济成本），仍然主要依靠政府。在其它领域，政府应该创造条件鼓励民间投资。

　　推进体制改革

　　在采取积极的反周期宏观经济政策的同时，还应该积极推进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的体制改革来解决中国经济存在的结构问题。

　　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应该是进一步提高市场资源配置能力，尤其是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减少一些上游产业的垄断，为中小规模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的平台。

　　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包括金融体制改革：推进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

　　宏观经济政策机制也需要改革：货币政策机制需要增加透明性和规则性，避免随机性。财政政策机制需要建立“自动稳定器”，增强对政府收支的监督。

　　对于国企的改革，需要从历史的角度出发。三十年前，中国基本没有民企，都是公有制。20年前，才从意识形态上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公有制为主体，鼓励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90年代对国企改革所采取的方针是抓大放小：将竞争性很强的下游产业（制造，零售等）推给民企，而将容易形成垄断的上游产业（能源，资源，金融，电讯等）留给国企。过去10年里，国企的垄断地位得到加强，下游中小企业的利润受到挤压。垄断，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必然造成整体经济资源配置的扭曲。

　　有些观点认为，国企是一党执政的经济基础。但也有不同观点认为国企既不是一党执政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无论那一种观点正确，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下，中国显然不会采取大规模私有化的方法。比较务实的方法是，搁置国企的所有制问题，先解决垄断问题，和政企不分的问题。

　　应该明确一个概念：国企和民企都是中国的企业，他们创造的财富都是中国的财富，他们在规则，政策，市场面前应该平等竞争。

　　社会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改善机会平等，权利平等，规则平等，并在此基础上，缩小收入差距，但不搞平均主义。应逐步拆除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藩篱，如户籍制度。应增加对教育，医疗和其它社会服务方面的公共开支。政府应该为低收入者提供与中国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基本保障，但应避免产生人们对社会福利的依赖性。

　　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是民主与法治制度。应该促进循序渐进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还需要加深政企分离的改革，同时增强政府宏观经济管理和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功能。

　　这些改革的成功既可以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又可以保证中国经济在中长期有充分的增长潜力，继续追赶发达国家。

　　在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中，要防止一些误区。

　　例如，对于消费占GDP比重过低的问题，要从动态去看。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拉动GDP增长的论点是没有经济理论和实证支持的。可以逐步提高消费的比重，但不能揠苗助长，不能用消费去取代投资来拉动增长。消费无法拉动增长。投资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