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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微信摘要 当广东湛江钢铁项目正式获得国家发改委核准批复时，湛江市市长王中丙深深亲吻核准批文——这张照片在网上流传甚广。之后一周，该项目就举行了开工仪式，地方政府的...
当广东湛江钢铁项目正式获得国家发改委核准批复时，湛江市市长王中丙深深亲吻核准批文——这张照片在网上流传甚广。之后一周，该项目就举行了开工仪式，地方政府的急切心情由此可见一斑。
据国家发改委网站，4月发改委批准的项目就多达328个，而5月也有超过200个项目获批，仅5月21日就有近100个项目获批。此外，5月前20天四大行因新增项目而新增贷款340亿，5月总共“放行”项目超过千亿。有媒体用“开闸放水”来形容发改委此举。
中国经济是要“稳增长”还是要“调结构”又引起了官学两界人士的争论和担心。对此，本次圆桌论坛邀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员魏际刚、财政部亚太财经发展中心副研究员胡振虎共同讨论。
加速项目审批旨在“稳增长”
中国经济时报：外界普遍认为，此次发改委加速重大项目审批是出于对4、5月宏观经济数据不佳的一剂“强心针”。在各界对重启投资刺激政策担忧的情况下，发改委加速重大项目审批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张立群：加快既定重点建设项目审批进度和建设步伐，是稳增长的一项政策安排，对于稳定投资增速具有重要作用。关键要科学选好项目，对发改委的项目审批，也主要应从这个角度评判。
虽然我国钢铁生产能力有所过剩，但这不应成为新项目该不该上的根据。市场竞争就是要优胜劣汰，不能靠不批新项目来保护落后产能，不能靠控制市场准入维持产业现状。在对项目本身论证了解不多时，对项目审批的合理性是没有发言权的。
魏际刚：政府有责任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当前最重大的宏观经济问题，是实现国内经济的平稳增长。没有宏观经济稳定，国内的许多矛盾会逐步突显，甚至尖锐，这将会使中国的发展处于一个比较被动和危险的状况。
因此，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投资政策、结构性减税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结构优化及竞争力提升的产业政策和公平的市场准入政策十分必要。发改委近期审批通过一大批项目应该是出于保经济增长、保社会稳定这一优先目标下做出的主动政策安排，这也是相关产业发展的需要。
胡振虎：加速重大项目审批进度、提高项目执行效率，首先是具备了刺激政策空间变大的基础条件，其次更多地是为了应对经济增速放缓的内在压力。自2011年7月份到今年5月份，PPI同比连续10个月下降，连续8个月负增长，充分说明总需求不足。目前CPI涨幅回落，通胀压力已大为缓解。通胀预期下降为实施积极政策腾出了空间。为了确保关键的2012年顺利过渡，通过“稳增长”保持社会稳定合情合理。具体来看，加速重大项目审批必须考虑以下两个主要因素：
一方面，必须认识到加速审批的客观必然性。带动经济增长的出口、投资和消费三驾马车都在减速，必须采取一些措施防止经济快速下滑。首先，出口继续下滑，商务部《2012年春季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显示，2012年一季度中国外贸增速明显放缓。其次，投资增速较慢，主要表现为固定资产投资下滑、制造业收缩、房地产市场低迷和民间投资不振。再者，消费需求疲软。一些经济先行指标显示需求不足正在延续甚至加重，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难以短期优化，支撑居民消费的购买力很难迅速提升。近期电力储备较多和油价下调都表明市场开工不足导致对要素需求下滑，进而造成要素供过于求、价格下跌。
另一方面，要选择科学的政策工具。具体来看，“稳增长”的短期政策组合主要是加大财政投入、投放货币流动性和出台产业政策，通过不同力度政策工具的组合拳实现总量调控目标和结构调控目标。要起到立竿见影效果，一般要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担纲。为了管理通胀预期，2010－2011年以来连续密集地运用数量工具和价格工具货币政策，已造成货币流动性下降，尤其是造成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同时，股票、债券等资本市场也较为低迷，市场融资环境较差。为此，近日央行下调基准利率0.25个百分点，同时允许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浮动，就是为了有效降低实体经济贷款成本，提振投资积极性，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经济下滑在预期之内
中国经济时报：近来中国经济是否会“硬着陆”再次成为讨论热点，以目前情况来看，中国经济的下滑是否在预期之内？
魏际刚：国际环境不乐观的状况短期内难以改变，国内需求短期内有大提升也难以实现，加上一段时期以来严格的宏观调控，经济发展的环境确实不宽松，另外，结构调整过程中新经济增长点未能有效接替，总体看，经济短期下行压力确实很大，经济短期内有所下滑符合预期。
胡振虎：中国经济增速下滑是受不断恶化的外部环境影响和国内“主动”经济转型负面作用的结果，没有出人意料。但是，中国经济出现“硬着陆”可能性较小。
目前，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下行都恶化了中国经济外部环境。同时，中国国内经济转型和政策调整也直接造成了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一是产业结构升级换代，虽然长期有利，但短期会以牺牲一定经济增长为代价；二是节能减排会淘汰一部分落后产能，也会挤掉经济增长中的“水分”，但在经济数字上会表现出减少；三是人民币汇率改革客观上造成重回升值通道，出口增速会受拖累，从而影响经济增速。
但是，中国经济不会出现“硬着陆”。首先对经济“硬着陆”必须要有清晰认识，“硬着陆”不是指一般的经济下滑，而是指经济出现急剧大幅下跌，甚至触底。目前中国经济下滑只是出现了“微调”下的小幅波动，但没有直接造成社会和金融体系不稳定，与“硬着陆”有本质区别。
一方面，中国经济仍然有牢固的基础保持长期经济增长，主要支撑因素如下：一是基础设施仍有很大改善空间，尤其是水利、电力、网络等农村基础设施；二是有一些亟待进一步开放的服务领域，比如医疗卫生、通讯、教育等；三是产业升级换代领域较多，尤其在高、精、尖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四是资金实力雄厚，表现为财政基础牢、储蓄富足、外汇储备丰富，具备转化为现实投资的财力基础。另一方面，近期经济数据在“难看”背后还是在释放一些积极信号，一些先行指标显示中国经济依然存在保持增长势头的潜力。2012年5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5.2%，同比小幅回落0.9个百分点，但从2011年5月份到现在一直处于临界点“枯荣线”之上。2012年5月份，PMI小幅回落，但已连续6个月保持在“枯荣线”上方。
运用刺激政策需谨慎
中国经济时报：虽然国家发改委近日召开新闻吹风会，澄清所谓“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呼之欲出，以及4万亿投资2.0版来了”等不实报道，但由于今年4、5月份宏观经济数据走势与2008年下半年推出的“4万亿”刺激计划启动前后的数据也接近，不少人还是认为“经济刺激号角已吹响”并开始揣测新一轮经济刺激的力度。您认为“刺激新政”是否会重启，有没有重启的必要性？
魏际刚：在当前这样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历史时期，政府确实有必要统筹短期增长和长远发展，统筹考虑经济、社会、政治等因素，统筹考虑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相应地，短期政策工具使用，应当优先着力于防止中国经济严重下滑。但是，短期政策要注意两点，一是短期增长的动力要确保来自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组织方式，消除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和薄弱环节；另一方面短期政策要融入长期政策目标，如产业的结构优化和可持续发展，实现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和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产业竞争力不断，以及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胡振虎：欧债危机有继续恶化的可能性，尤其是希腊退出欧元的市场预期愈加强烈，美国经济复苏进程依然缓慢，一些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也在艰难复苏，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之势更加明显，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仍在恶化。
虽然中国经济增长面临一些压力，但不能简单看经济数字表面，当前的经济形势与2008年有根本不同，中国经济基本面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值得注意的是，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4万亿”投资的确在一些领域的投资效率不高，而且形成了不良债务、助推了物价飙升。因此，是否出台更大范围和更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还要看后续外部形势演进和经济数据变化。实际上，很多经济政策效果都有一定滞后期，政策调整不能过于频繁和草率，否则政策正反作用力相互抵消，达不到政策初衷。
政府应引导新批项目既促增长又调结构
中国经济时报：此次重提“稳增长”，是否会对“调结构”产生影响？加速实施的这一批项目，对经济拉动的效应将如何？
张立群：近期稳增长的政策比较集中，相信随后这些政策的落实，我国经济增速回落态势将渐趋平稳。当然，我们也要高度警惕借稳增长来搞投资大干快上的倾向，认真把好政府项目的科学论证关；进一步完善鼓励民间投资的各项政策，完善民间投资的风险责任机制。
魏际刚：新开工的这批项目，短期内无疑会促进经济增长，也会促进一定程度的结构调整。譬如，新上的钢铁项目，是精品钢铁项目，这对于优化我国钢铁产品结构和布局结构，是有好处的。但也要看到，2009年以来的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在实现增长稳定同时，不可持续性问题也逐步暴露出来，对物价上涨有重大影响，节能减排形势也比较严峻。如何统筹处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货膨胀预期三者的关系是政府面临的新课题。
胡振虎：“稳增长”是要实现稳中求进，“稳”的内涵一定包含保持经济健康发展，健康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必定包括“调结构”。反之，“调结构”也必定会促进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因此，选择政策工具前一定要清楚明了政策出发点，同时避免畸重畸轻的政策力度造成负面影响。如果是为了通过刺激投资需求促进增长，就应该切实通过技术、管理和制度创新提高投资效率改变经济结构，否则可能会导致重回投资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通胀的老路，甚至同时伴随经济增长不可持续，最终会存在陷入“滞胀”陷阱风险。
由于一些地方政府推动城镇化、工业化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热情很高，中西部产业结构升级和服务业发展空间广阔，加速项目审批进度并切实开工项目具有必要性。同时，加速实施项目会在一定时间发挥改变一些地区和一定范围经济数字的作用，但是倘若没有配套的相关制度改革和政策出台，这些项目可能会“孤掌难鸣”。长远看，如果地方政府不能从投资主导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未来地方政府仍将继续争抢投资项目的冲动。倘若地方政府不通过创新提高投资合理性和回报率，不仅加速实施项目的效应会大打折扣，而且还会累积债务风险。
期待民间资本进入基建领域
中国经济时报：根据5月23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鼓励民间投资参与铁路、市政、能源、电信、教育、医疗等领域建设。这是否意味着大量民间资本将进入这些新上马的项目？
魏际刚：鼓励民间投资参与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服务领域，有利于提升增长的效率和增长的可持续性，符合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要求，是迈向效率型增长和可持续增长的重要举措。我期待民间资本能够进入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领域，既有利于铁路发展，也有利于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也有利于社会和谐。政府应当着力消除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领域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
胡振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中国政府开始启动4万亿投资，通过大企业投资大项目，对经济复苏起到了较好效果，尤其是一些拥有资金、技术和人才优势的国有企业，不但没有倒，反而得到了较快发展，但仍没有摆脱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通过市场机制启动民间投资，既能让民间资金参与投资项目竞争、提高经济效率，又能通过民间投资促进国民收入分配合理化来刺激消费需求。因此，新上马项目必须要有民间投资参与。
一直以来中央政府都在努力通过出台各种政策措施鼓励民间投资，但似乎收效甚微。当然，其中原因较多，既有垄断部门长期以来在铁路、市政、能源、电信、教育、医疗等领域形成的天然垄断，也有一些地方因维护部门利益而强行干预造成的行政垄断，还有房地产、大宗商品市场等领域对民间投资的吸引，形成了“炒房”、“炒农产品”等不健康的市场行为。
除了打破垄断和规范市场秩序之外，还要通过结构性减税、理顺投资渠道和深化金融体系改革等改革为民间投资提供宽松环境，只有这样民间资金才能在市场竞争中更有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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