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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都受到了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而作为中央政策的主要执行者，地方政府始终都在面临多重选择。
国际金融危机的突然爆发，使得早已融入全球产业链的中国经济再次承受考验。在就业压力等影响下，地方政府在认识上和行动上产生了分歧，激励政策不完善、机制不健全、监管不到位、基础工作薄弱等因素，则导致其放松了对于落后产能的调控和引导。
由于淘汰落后产能任务比较艰巨，当前一些地方在认识上仍存在畏难情绪，工作动力明显不足。这种情绪背后折射出的实际上是地方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即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结构过于单一，发展缺乏足够动力，严重依赖高耗能产业等。这些因素造成地方经济的发展与中国经济战略发展的主基调合不上拍。
不同的认识程度和政策实施手段，得到的结果不同。近年来，随着落后产能的不断淘汰，一些地方的产业结构升级明显加快，工业经济运行质量显著提高，山东、上海、江苏、河北等地就是其中代表。
从这些地方在推进淘汰落后产能工作获得的经验来看，除了思想认识格外坚定以外，很大程度上是在政策实施过程中，运用的手段多样化。
在推进淘汰落后产能的过程中，相关方面既要充分发挥法律法规的约束作用、技术标准的门槛作用，以及价格等市场机制的作用，还要借用行政手段，来促进落后产能的淘汰。
要继续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提高土地使用成本，继续施行落后产能执行差别电价，大幅提高差别电价加价标准。对能源消耗超过已有国家和地方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的，实行惩罚性价格政策。对于未按规定期限淘汰落后产能的企业，银行业金融机构、投资管理部门、国土资源管理等相关部门，要采取有效措施，通过不予办理生产许可、停止落后产能生产的供电供水等手段，最大限度上抑制其发展。
在利益的驱动面前，单纯依靠经济手段对促使各方利益集团开展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效果并不明显。必要的行政手段仍是现阶段淘汰落后产能不能缺少的推动力之一。
近年来，尽管我国一直对于钢铁产业落后产能进行调控，但钢铁行业的产能却增长了近6倍。而在行政手段的合理运用方面，电力行业的经验值得借鉴。“十一五”期间，相关部门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部分电力企业签订了目标责任书，有力地推动了电力行业提前一年超额完成淘汰落后产能任务。
事实上，如果没有行政手段的约束与激励，地方政府将很难在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面前，做出有利于整体利益选择。适当的行政手段配合行政问责，将形成从上至下的制度要求，把国家战略要求简单化，使目的目标更加明确，实施力度不断加强。在这样的前提下，相信淘汰落后产能工作将取得更快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