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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国内外环境仍然复杂，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还不少，引起社会舆论高度关注。特别是经济增速回落，成为人们热议话题。

如何看待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如何看待经济转型？如何扩大居民消费？如何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如何看待楼市调控？如何看待部分企业经营困难？如何看待国企改革？如何看待资本市场？从今天起，本报开辟“经济热点面对面”专栏，推出本报记者采访国务院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的系列报道，介绍当前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全面准确解读中央出台的政策措施，及时反映宏观调控工作的进展成效。用准确、权威、充分的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引导人们理性看待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坚定做好经济工作的信心和决心，全力以赴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敬请关注。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总体趋缓，第二季度增速“破八”以后，不少人认为经济已经见底，三季度增速会转好或趋稳。但7、8月的宏观数据并未显现出转好迹象。于是，国内各种担忧的言论又多了起来，国际上中国经济将要“硬着陆”的声音也高了起来，国外媒体上有人认为“中国政府低估了经济下滑的速度，总是跟在曲线的后面”，还有人认为，“全球危机进入第三阶段开始向东扩散，中国和一些新兴市场终于屈从于债务杠杆的影响”。带着对中国经济的诸多疑问，记者采访了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

经济增速放缓的因素比以往更加复杂，担忧的情绪也很可能会被放大

怎样看待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王一鸣从几个方面作了分析。

“首先，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但不能由此断言中国经济正在走向‘硬着陆’。如果与金融危机后的经济急剧下滑相比较，这一轮经济减速要更加缓和。”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第二季度经济增速达到14.8%，以后逐季放缓，到2009年一季度急剧下滑至6.6%，7个季度下降了8.2个百分点，而这一轮经济放缓比上次要明显温和，经济增速从2010年第一季度的11.9%逐步放缓至2012年第二季度的7.6%，10个季度放缓了4.3个百分点。“比较这两轮经济增速下降的幅度，很难断言中国经济将走向硬着陆。”王一鸣说。

“其次，中国经济总体上呈现稳中趋缓的态势，经济运行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一是国内需求实际增速正在回升。1—8月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速同比增长20.2%，与前期基本持平，考虑到通胀走低因素，实际增速有所加快；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速虽然继续回落，但实际增速已由4月份的10.7%上升到8月的12.1%。二是农业生产形势向好。夏粮历史性实现“九连增”，秋粮长势良好，全年农业有望丰收，为稳定食品供应和物价创造了有利条件。三是东部沿海一些省份经济出现回稳迹象，如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上半年增速分别比一季度提高0.2、0.2、0.4、0.3、0.1个百分点。东部是中国经济领头羊，东部经济率先回稳很可能将引领全国经济增速趋稳。

“第三，这一轮经济增速放缓有中长期因素的作用，观察经济增速放缓要考虑这些因素。”这一轮经济放缓有短期需求波动带来的周期性调整因素，比如欧债危机持续发酵，对我国的外需影响很大，国内需求也受到多年来产能持续扩张、过剩压力增大形成的去库存的巨大压力。但不同于以往的是，这一轮经济增速放缓已隐含着中长期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因素。我国经济在持续30多年高速增长后，随着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劳动力供需条件发生变化，储蓄率向下调整，已很难再保持两位数增长，潜在增长率将趋于下降。由中长期因素引发的增速放缓是合理的，也是符合客观规律的。如果剔除中长期因素的作用，短期因素导致的增速放缓就没有那么大。

“第四，当前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主要是基于纵向比较，若横向比较还是比较快的。”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的预测，2012年世界经济增速3.5%，比2011年低0.4个百分点。在全球经济减速的背景下，我国经济也难以独善其身，增速放缓也是正常的。今年第一季度“金砖四国”中印度增长5.3%，俄罗斯增长4.9%，巴西增长0.8%，我国经济回落幅度要明显小于这些国家，这也表明宏观调控发挥了积极作用。

最后，王一鸣特别强调：“这一轮经济增速放缓的因素比以往更加复杂，担忧的情绪也很可能会被放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尤其要增强信心，既要看到经济下行压力，更要看到潜在增长动力。我国投资空间依然较大，消费潜力正在释放，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空间较大，加之生产力发展水平多层次性，使经济增长回旋空间增大，这些都可以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重视影响经济持续回稳的国内因素和短期因素

国际因素、国内因素，究竟哪个因素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困难更大？

王一鸣分析道，从国际因素看，我国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依赖程度较高，投资扩张形成的过剩产能往往通过出口释放，当外部需求收缩时，出口下降并反过来会影响投资，从而拖累经济增长。从当前国际经济环境看，出口低迷的状况还将延续一段时间，经济增长仍将受到外需疲软较大影响。

但他认为，影响经济持续回稳的国内因素更值得重视。从国内看，一方面，产能过剩严重，抑制了工业投资增长空间。据有关统计数据，电解铝产能利用率仅为70%，水泥产能利用率低于75%，风电设备产能过剩超过50%。1—7月份，制造业投资呈现平稳下滑的态势。另一方面，企业去库存压力增大，效益持续下滑，也减弱了企业扩大生产的动力。今年以来，钢铁、采掘、有色等行业经历了明显的去库存过程，据报道，截至8月23日，1269家上市公司期末存货金额高达1.92万亿元。1—7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下降2.7%，7月当月下降5.4%，降幅继续扩大。而近几个月来，工业增加值增速持续在低位徘徊。企业效益下降还导致了一些地区重新出现三角债等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既有需求波动的短期因素，又有潜在增长率下降的中长期因素，到底哪个因素是主导力量？

王一鸣说：“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影响通常会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逐步显现出来，就当前的经济增长放缓而言，短期因素还是主要的。”

一是出口增速大幅波动并放缓。今年1月份出口负增长，2月份增速达到18.4%，4月回落至4.9%，5月份又出现较大回升，达到15.3%，而7月份又大幅回落到1%，这样大幅度波动是近年来比较少见的。当前，欧债危机仍在发酵，欧元区经济处于衰退边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受外需疲软、国际资本回流等因素影响也出现了减速。全球经济复苏疲软必然会影响我国出口增长。

二是投资增长的动力仍然不足。当前投资的实际增速回升，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策推动，特别是基础设施类投资增速加快。但也要看到，随着一些地方税收增速放缓和土地出让收入减少，地方政府的投资能力明显减弱，加之房地产市场调控和清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缺乏稳定和规范的融资方式情况下，地方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融资能力受到制约。

三是供给面下降幅度比需求面大。今年以来，反映供给状况的工业增加值、发电量、货物周转量等增速的降幅，总体上超过投资、消费和出口增速的降幅。供给面与需求面的偏离，表明去库存的压力仍然较大。

重视经济增速放缓可能带来的各种影响，采取综合措施稳增长

面对经济增速放缓，政府需不需要出手调控？对此，目前有两种观点，一种强调市场的自然调整，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另一种是强调“轰油门”，以克服经济增速下降的惯性。

王一鸣分析道，从目前的情况看，我们要重视经济增速放缓可能带来的各种影响，采取必要的措施稳增长，力争实现全年的预期目标。这是因为，一方面，我国经济速度效益型特征十分明显，如果经济增速持续放缓，企业效益和政府财政收入增速将会大幅下降，各种债务和金融风险也会增大。另一方面，经济增速持续放缓，还会增加就业压力和社会矛盾。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经济增速放缓中长期因素。试图用“轰油门”的办法回归高速增长的轨道，不仅现实条件不允许，就是采取各种方式短期内把速度提起来了，也往往会造成低效或无效投资，甚至带来通胀风险和资产泡沫，最终也是难以持续的。

大规模投资刺激经济的方法不可复制，在过了几年流动性宽松的日子后，货币政策的空间也不大，那么，我们还有什么手段去刺激经济以保持稳定的增长？

“这一轮经济增速放缓的因素相较以往更加复杂，稳增长也要采取更加综合的措施。”王一鸣表示。

要把扩大内需和拓展外需结合起来。当前，在增长方式尚未根本转变的情况下，稳投资仍然是稳增长的重要条件。扩大内需最重要的还是要扩大投资需求。应该看到，扩大投资依然有较大空间，比如，部分城市的交通拥堵越来越严重，需要加快城市轨道交通投资；看病难的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需要增加医疗设施投资；大城市越来越多，但垃圾和污水处理设施跟不上，需要增加环保投资。在合理调整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的前提下，适当扩大公共投资支出是必要的。当然，这些项目也要放宽准入，鼓励民间投资参与。从中长期看，城镇化是我国最具潜力的内需所在，不仅能创造投资需求，还能扩大消费需求。在扩大内需的同时，也要积极拓展外需，鼓励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尤其是潜力较大的新兴市场。

把稳增长和结构调整结合起来。稳增长，既是为应对经济增速的持续放缓，也是为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争取时间和空间。要坚决反对以稳增长为名，行发展高能耗高污染的重化工业之实，避免落后产能死灰复燃。同时要发挥市场机制优胜劣汰和资源重组的作用，淘汰落后产能，促进兼并重组，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从一定意义上讲，经济增速放缓是好事，可以倒逼企业加快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提高生产效率，培育新的增长点。历史经验表明，创新不仅能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还可以通过“创造性破坏”形成新的增长模式，带领经济走出困境。创新的动力来自于企业对利润的追求，更来自于市场竞争的压力，如果企业可以通过政府补助和政策倾斜获得增长空间，就不会有创新的压力和动力。因此，要最大程度地减少市场扭曲，把企业注意力引导到创新而不是争取政府补助和政策倾斜上来。

把宏观调控和深化改革结合起来。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我们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避免了经济出现大的起落。但是，不能将应对危机冲击时期政府更大程度地发挥调控作用作为一种常态，更不能因此忽视培育和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应该看到，目前存在的政府资源占有过多、资源配置权过大、资源要素价格扭曲、行政干预影响市场规则等阻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问题依然存在。必须深化改革，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当前，应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继续改革审批制度，最大程度地减少审批；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和调整，规范国有企业投资行为；鼓励扩大民间投资，把各部门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落到实处，清除阻碍民间资本进入的各种障碍，为民间投资增长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