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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有追兵前有堵截。

这是曾给整个民族带来自信和光荣的中国制造在全球的真实处境。

2010年,世界制造业迎来新的王者。

当年世界制造业总产出达到10万亿美元。其中,中国占世界制造业产出的19.8%,略高于美国的19.4%。此前,制造业世界第一的“宝座”由美国从1895年一直保持到2009年。

中国114年后的加冕,首先是其改革开放33年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但这个国王从加冕那一天起就陷入深沉忧患。

过去,中国制造之所以崛起,是靠着中国人民勤劳勇敢超时劳动塑造的核心竞争力——以劳动力要素价格低廉为中心建立的全球无以伦比的比较优势。

目前随着外贸形势遭遇严峻挑战,内需启动缺乏真正基础,同时这一比较优势日渐暗淡。

2012年1月我国出口额同比下降0.5%,这是2009年12月份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这预示支撑“中国制造”的国际贸易空间正在加速缩小。

首先,遭遇金融危机的西方列强迫于国内经济增长乏力,缺乏摆脱经济危机的引擎,尤其是受困于巨大的就业压力,开始了一次强势回归——再工业化。

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报告甚至预测,将有15%针对北美市场的美国企业,从中国“回流”到美国。

31年来首次出现年度贸易逆差的日本,也出台激励措施,避免产业“空心化”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

入世以来,“中国制造”成为世界贸易保护主义攻击的头号目标。中国已连续15年成为遭受反补贴调查极多的成员,2009年全球35%的反倾销、71%的反补贴案件涉及中国。

与此同时,随着周边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开始成为“承接转移”的生力军,对传统中国制造完成釜底抽薪。

刚刚闭幕的博鳌亚洲论坛提供的数据显示,以制造业人员平均工资为例,目前越南大约是每月1000元人民币,印度大概是600元,而中国东部沿海已经达到2500元至3000元——假如往内地迁移,又遇到越来越严峻的生态环保压力。

但这些都不是中国制造较凶恶的敌人。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曾指出,“中国制造”面临资源环境和成本上升的巨大压力,产业利润率明显偏低,甚至有“去制造业”或“去工业化”的恶性循环倾向。

长期以来,处于世界产业链较低端的中国制造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靠传统比较优势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也形成了巨大生存惯性,比如过度依赖代工+低价模式,迷恋挣快钱,行业恶性竞争频发,山寨成风,难以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品牌塑造,在当前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压力面前无力完成自身科技管理创新,纷纷走向破产倒闭边缘。

专家指出,目前,中国制造在关键生产环节与核心部件上技术落后,装备水平低。钢铁、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力、煤炭、建材等15个行业,技术水平普遍比国际落后5~10年,有的落后20~30年。

2007年,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1/5。而这主要是由技术水平决定的。2010年美国的版权产品出口总额达到1340亿美元,中国仅为76.9亿美元。

更麻烦的是,为了应对西方金融危机,2008年以后政府投资扮演了振兴经济的主力军,4万亿财政投入和天量信贷多投向了国家重点项目和大中型国企,加上体制变革的滞后,公权干预微观经济的趋势严重,权力寻租现象暗流涌动,导致垄断色彩浓烈的国企获得突飞猛进,而民营制造业的发展环境却无有效改善,资金、政策瓶颈凸显,大量民企老板出逃和高利贷等民间金融乱象随之呼啸而至。

在外贸形势局部恶化、整体内需不畅的背景下,完成原始积累的民间资本在缺乏正当合法出路的情况下,开始了一次逆向流动——去实体化,沦为投机谋取短期利益的炒作大军。从房地产到近期大葱都能看到其熟悉的身影。

也就是说,在中国制造亟待全面升级转型的时候,我们却为自己设置了难以逾越的体制天堑。

长此以往,与其说我们将被前后夹击的国际竞争打败,不如说被自身环境摧毁。

要实现突围,就必须尽快全面推动改革,尤其是取消国企无处不在的超国民待遇,按照法治市场经济的要求,完成其市场化改造,并在宏观财税金融政策上为民企创造更公平宽松的发展环境。

最近,国务院决定将温州作为民间金融改革的试点,可视为一个积极的信号。

在此基础上两条腿走路:一是尊重市场规律,加速目前劳动密集型民企升级改造,提升其在全球产业链的位置;同时政府积极扶持完成市场化改造的大企业,持续扶植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战略产业,并积极参与跨国竞争、并购。

即使面临日益严峻的国际竞争,中国制造在全球的优势依旧相当突出——是世界上制造业高、中、低端产业链条相对比较完善的少数国家,并且有中国快速发展带来的雄厚实力做坚强后盾。

关键在于能否突破自身体制壁垒,在高端制造领域确立地位。

否则就可能沦为建立在沙子上的王国,难以经受真正的风雨洗礼。